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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《中孚》卦九二爻辞为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这里前一句“大鹤与小鹤鸣声相应”，与后一句“愿与他人共享美酒”之间有明显的比兴情调。又如《大过》卦九二爻辞为：“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”前半句“枯杨生稊”为兴句，继而引发后半句的“老夫得其女妻”，最后推导出占断之辞，所明之理意味深长。再如《乾》卦、《坤》卦、《明夷》卦、《大壮》卦等也都是以象占之辞作为兴体，应于后面的叙事之辞，以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启发读者思考，引起情感的波动，成就延绵的诗意。可见，象占之辞与叙事之辞都是对卦象的阐释，具有一定的互渗性。作《易》者以比兴的艺术手法将表面没有关系的两部分语辞衔接到一起，傅道彬先生认为，这是将“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寻常事物，也在诗性的启示中联系在一起了”（《诗可以观》）。,明清方志之所以保留了较多小说史料，一是受明清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格局影响,二是方志与小说“同质异构”的学理性质使然。兼收并蓄的方志与文体兼备的小说在文献地位、价值功能、编撰理念方面有共同性。方志作为古代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，实际上是作为“正史之补”的形态而存在，古代小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，同样也以“补史”形态而得以存续，明人甄伟自序《西汉通俗演义》有言：“予为通俗演义者，非敢传远示后，补史所未尽也。”这类观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作为文献形态的古代小说的实际地位。方志与小说的编撰初衷，往往皆以教化为先，这点确保了两者有限的存在空间。嘉靖《湖广图经志书》“凡例”有云：“凡旧志所载，多有怪诞不经、幽眇难明、惑世诬民者，悉去之不录。为名教虑也。”在小说家那里同样有言：“俾好生不杀，为仁之一途，无害于教化。故贻谋自广，不俟繁书，以见其意。”（唐李翱《卓异记》自序）正因如此，方志编撰者也同样体认了小说的教化价值，所谓“志中所载，择其要而切者，为小说断之。所以寓惩劝，广去取，补缺略也”（嘉靖《长垣县志》“志例”）。从宏观层面来说，方志编撰者与小说编创者往往以去虚存实、绝假存真的意图来指导编撰实践，进而从形式上避免世人可能存有的偏见。如万历《贵州通志》“凡例”云：“凡远事据经史，近事据见闻，不以臆说。”而小说家也有类似见解：“近日著小说者多矣，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妄之事。不然，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。离此二者，或强言故事，则皆诋訾前贤，使悠悠者以为口实。此近世之通病也。如君所言，皆无有是。其著于录者，悉可考验。”（唐陆希声《北户录》序）

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，子女教育得好，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。他还在多个场合告诫广大领导干部带头抓好家风，“要留留神，防微杜渐，不要护犊子”、“防止‘枕边风’成为贪腐的导火索”。,班固还有史学以外的其他论著。如“上《两都赋》”，澄清了有关长安至洛阳行政中心转移的某些疑议。班固“自为郎后，遂见亲近”，皇帝“每行巡狩，辄献上赋颂”，并积极参与政事咨询，并得到肯定，“朝廷有大议，使难问公卿，辩论于前，赏赐恩宠甚渥。”后来迁转玄武司马。“天子会诸儒讲论《五经》，作《白虎通德论》，令固撰集其事。”《白虎通德论》又称《白虎通》《白虎通义》，成为影响东汉以后意识形态方向的儒学思想规范。班固又曾“作《典引篇》”，正面宣传“汉德”。在“北单于遣使贡献，求欲和亲”对策的参议中，班固的态度是积极的。永元初年，“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”，任命“以母丧去官”的班固为中护军。汉和帝永元元年（89），汉王朝远征军与南匈奴合击北匈奴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记载：汉军出塞，大破北匈奴，“窦宪遂登燕然山，刻石勒功而还。”燕然山在今蒙古国杭爱山。据班固受命撰写的《燕然山铭》记载，窦宪军“经碛卤，绝大漠”，终于“乘燕然”，实现“恢拓境宇”的新局面。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记载，“北单于闻汉军出，遣使款居延塞，欲修呼韩邪故事，朝见天子，请大使。”窦宪建议派遣班固率数百骑出居延塞迎之，后来因匈奴内变，中途返回。考察班固的生涯，于史学著述之外，曾有颇为活跃的政治实践。由于与强势外戚窦宪的特殊关系，直接卷入了高层政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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